中国武夷文化研究院揭幕在即，这是南平地委、行署为实施“文化开路、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发展闽北经济事业的重大举措，可喜可贺。届时许多知名学者云集南平、武夷山，研究讨论武夷文化。它将作为闽北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载人史册流芳百代。

我应约为武夷文化研究院的成立而撰写《武夷历代书院考》一文。行文时偶翻笔记，其中有台湾著名教授陈鼓应对武夷山发掘传统文化与开发旅游资源的论述，颇有见地，至今仍可借鉴，特整理出来，献给读者。

1984年8月26日～30日，福建长汀籍台湾教授陈鼓应在省外办林双木先生的陪同下偕夫人回乡省亲。陈教授高兴地说，他小时候就知道武夷山秀甲东南，早就盼着来武夷玩玩，因此这次回家乡长汀只住了两天便来武夷了。陈教授是台湾著名的爱国学者。1972年台大师生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宣传祖国应该统一，但是爱国言论却不被当局所容忍，陈鼓应等师生不幸被捕。对此，整个台湾省人民表示了极大愤怒。

陈教授热爱祖国，经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两次来大陆考察访问，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的接见。陈教授在应北京大学邀请讲授尼采哲学与中国哲学后，取道福州、长汀来到武夷山。崇安县政府相当重视他的来访，指定县政协主席叶振斌负责接待。我有幸担任导游，所以有机会聆听陈教授的讲话，受到很好的启发教育。

陈教授是位著名学者，夫妇同行，因此我们直接对话的机会较多。在导游中，我注重介绍武夷文化的承先启后，侧重于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的结合讲解。我始终贯串一点即“游山如读史，读史能明智”。当时游人不太多，陈鼓应伉俪凭吊了南宋朱熹，元朝熊禾，明朝陈省、王守仁，清朝李光地等学者的讲学遗址。陈教授在瞻仰中屡屡止步沉思。他说，朱文公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仅是集春秋诸儒学术的大成，还善于用道家、禅宗的观点和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朱文公的理学思想，应该是武夷文化的核心所在。

武夷山道统深邃，号称十六洞天。陈教授对道教也十分兴趣。他说；在中国哲学史发展过程中，道教处于主渠道地位；从时间上看，老学更先于孔学；从老子哲学本身来看，它的体系更全面，更深刻，影响也更大。老学既有对宇宙本身的探讨，又有对人生、社会的洞察；既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学论，又有比较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性。陈教授看了一些残碑，觉得很可惜。接着他说，老子以自然无为之道来贯通天、地、人，视宇宙为一个整体，在哲学上较孔子的天命和墨子的天志要前进一步。武夷山许多石刻都是道家的。陈教授又说，老于学说《道德经》把宇宙万物的本体看作道，提出了“反者道之动”命题，意识到一切事物都在正反两面的对立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许多思维辩证方法，都蕴藏着无比精湛智慧。因此，老子的思想对先秦诸子都有不同的影响。陈教授在参观李光地讲学过的留云书屋后又说：中国哲学的发展受到道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道与德”、“理与气”、“有与无”、“太极与无极”、“心与性”等。朱熹的理学就融合儒、佛、道的思想，并把理学发展到了高峰。这些都说明了道家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

主脉。再者，老子的“道”是对宇宙人生的普遍性的解释，它所唯一取法的正是抽象的“自然”，而且“法自然”的观点正与“自然主义”之旨相通。陈教授笑着对大家说，我结识许多西方学者，他们用西方的哲学观点研究问题，认为道家是真正的哲学，并且

强调道家学说是中国哲学的主脉。

陈教授不仅研究哲学，同时对风景园林也十分在行。他对笔者说，武夷山建筑风格是“整体和谐，格调统一”、“时代精神与乡土气息相融”。对此，他表示欣赏。后来他在访问杭州时也发表了对许多有关园艺方面的言论。

陈教授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武夷宫。笔者详细介绍了历史上张拭、吕祖谦、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大学者在此担任过主管、提举。他们赋闲时仍然忧国忧民，著书立说。对此，陈教授表示极大的兴趣。他赞叹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与人民休戚与共。这是中华民族能凝聚在一起的一种表现。谈话之间，陈教授流露出企盼祖国统一的殷切愿望。

短短两天的考察就要结束了，陈教授对崇安县（今已改为武夷山市）的领导说，武夷山发展旅游业，要十分注重古文化的研究，要设立一个研究机构，要注重文化环境的建设，要有东方文化的特点。陈教授的真知卓见为中央、省、地各级领导所赏识。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经过多年筹备的中国武夷文化研究院也即将成立了，武夷山旅游业必将随之跃上一个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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